李静海当选国际科学理事会副主席

[69]由于我国国家结构具有自身独特性，国家所有权以及集体所有制等制度架构决定了国家在很多情形下都会承担兜底责任，如上文所提及的各种兜底性制度建构，可见这种担保责任与德国法上所探讨的基于国家高权的担保责任形成机制本质不同。

案例遴选标准仅在于从中找寻与类型化相契合的典型案例，研究方法上并非是围绕所有案例展开的群案研究。此外，上述几种基于法定职责的给付义务对公民个体权益的影响也有细微差异。

由此，我们需要去确定哪些给付义务必须由行政来承担，即行政给付义务的底线为何。通过这些典型案例的梳理，可将行政给付义务分为法定职责、协议和道义三种类型，并以此为基础架构相应的内在与外在法律拘束框架。法定职责类的行政给付与协议型的行政给付已成为行政给付义务履行中的两种主要型态。文章来源：《中国法学》2023年第2期。此外，行政给付义务类型化的展开对行政法学基础理论亦会产生冲击。

由此，给付主体为国家和社会，也就是说，社会也是给付义务的主要承担主体，私主体亦在其中。当然，基本生活的实质内容仍依赖于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随着这场法典化运动拉开序幕，这一问题的实践意义更加凸显：部门法作为一个整体，与宪法是何关系？部门法典是否要以宪法为依据并保证宪法全面实施？从传统的刑法、民法到行政法、环境法，乃至数据法、监察法等新兴部门法，都概莫能自外于这一问题。

在中国语境下，公法、母法矛盾的根源就在于：宪法被片面实施了。[30]可见，这种宪法逻辑是一拳两打：一方面，坚持宪法在公共领域的具体化，就否定了不能具体化的二阶规则逻辑。尊重母法的积极繁衍逻辑，意味着应重视立法对宪法的发展，尤其重视在部门法领域，立法可能在实施宪法中与宪法交互发展。[49] 参见翟国强，见前注48，第156页。

未来讨论中，我们可以沿此三种逻辑提出不同的理论命题，彼此提问、对话。举例而言，陈景辉的叙事一旦成立，那么无论部门宪法合宪性解释甚至法律保留等一系列宪法命题，都将面临着釜底抽薪式的颠覆，立法实施宪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等中国实践的正当性将被根本否定。

不过，如此回应恐怕尚不足够。[53]此时的毛泽东即认为：1918年，苏维埃俄罗斯宪法就有纲领性的。在当下论战中，可以看到一些学者仿佛从宪法的科学定律出发，推导着宪法的理论必然。[27]可见，只要框架秩序能够在任何意义上积极地转化为部门法的任何内容，二阶规则的质疑就仍然是成立的。

[46]在此，尤需澄清斯大林宪法是根本法的论述，它很容易使人望文生义，误把斯大林式的根本法当作中国母法论的源头。[43] 参见施米特，见前注34，第59页。（一）为何讨论三江并流问题？追溯宪法概念背后的脉络缘起，这种研究思路并非鲜见。[63] 许崇德：我国宪法的诞生与宪法的基本精神，载顾昂然、乔晓阳主编：《党政干部宪法教育读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页。

[50]但到了解放战争即将胜利、新中国宪法起草提上议程时，王明等人所坚持的事实宪法观开始在党内逐渐被扬弃、批判。这个新版本的双重属性，不仅是在社会主义背景下提出的本土化宪法表达，也揭示了中国的公法母法不仅并非必然矛盾，更有携手的可能。

毕竟，无论近代还是当下中国，当人们说出宪法是公法这个命题时，其核心关切很大程度上在于如何通过宪法保障自由。他们代表着将元规则逻辑推延至极的纯粹形态，至于是否使用根本法的表述，反倒无关宏旨。

[78]这是一种富有潜力的中国宪法权利保障模式。这些回应是否真正解决了矛盾或形成了共识？可以观察两种典型的回应思路：（1）澄清具体化的所指。四、从本体论解开矛盾：哲学诠释学的若干启示母法、根本法、公法，它们共存于中国宪法之中，却又可能彼此矛盾，这意味着什么？正如文首所言，这并不是一种普通的理论矛盾，而是宪法基础逻辑的矛盾，是一种前提性的矛盾。但需要被一体化解释的范围显然可以进一步扩充。多元内容的复合性[41]是理解我国宪法的重要维度，也为处理宪法与部门法关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然而在本文看来，母法尽管并非一个完美的概念，但倘若将它理解为一种有关国家目标、有待积极繁衍的社会主义纲领，它却是一种值得辩护的、理解中国宪法的重要线索。

二阶的宪法与一阶的部门法之间，根本就不存在具体化的逻辑可能。二、无可回避的宪法矛盾为什么要说（中国）宪法的不同本体存在着矛盾？反过来问，为什么不说它们是不同语境下的不同问题，因此根本就不存在矛盾。

翟小波：中立的，还是全面的？——一个关于宪法性质的理论，《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2年第4期，第13-27页。[85]在这种思维下，人们可能会像观察物理现象那样去对待宪法：把宪法当作客观的观察对象，从中归纳出某种放之四海而皆准、超越时间（历史）的宪法真理。

倘若继续追问：具体化的这个框架究竟是指建构部门法的骨架，抑或仅仅是作为其边界的外框？[26]如果它只是一种消极防御的外框，这与授权规则尚无难以调和的根本矛盾。[48]对新中国宪法的而言，宪法究竟是事实的确认抑或作为规范的纲领，成了一个关乎（中国）宪法是什么的重要决断。

在域外，如果一种民事权利或制度足够根本，以至于它决定着自由与奴役的本质区别，那么它同样可能具有宪法性。[17]简言之，二阶规则是全然关于（all about）一阶规则的规则。简言之：宪法肯定不能是母法，至于它是否是公法，完全不重要。[79] 参见林来梵、朱玉霞：错位与暗合——试论我国当下有关宪法与民法关系的四种思维倾向，《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第83页。

也正因二阶的宪法共识，部门法的一阶共识才具备了基础。[63]这一命题的逻辑顺序是：因为宪法根本，所以它是一切立法之母。

[32] 参见姜峰：反思母法论宪法观——以美国法中雇员言论的公私之别为例，《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2年第4期，第27页。无论中外，讨论宪法与部门法关系，常常离不开一个起点：宪法是什么？这一问题看似简单而空泛，却是任何宪法理论与实践都难以回避的前提。

就现行宪法而言，它虽属于转型期宪法，具有一定的变动性，其内部价值秩序也因而具有一定的复合性，但毕竟是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其中既确立了个体性的人权保障的重要原理，也蕴含了国家主义的价值取向。[44] 且不论德国宪法，即使在美国，南北战争后宪法第13-15修正案亦采用立法实施的积极宪法逻辑，以在全国范围内消灭奴隶制，由此诞生了多部《民权法案》，也引起了宪法争议。

然而，这种批判又是继承性的。本文呼吁：宪法学或许应当接过一个法理学的议题：诠释学与法解释学的关系。[34]宪法中不同内容多元并置会导致什么问题？在施氏看来，当政治、社会出现重大分歧时，人们可能根据自己的理念，选择性地把宪法的某一部分内容视为真正的纯粹的宪法，而把其余内容视为担不起宪法这个名目。在宪法学外部，民法学者警惕宪法依据陷阱的呼声犹在耳畔。

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04页。因此，这些挑战之中蕴含着本学科的新基础，亦即本学科一切研究得以展开的指导线索。

[71]在此问题上，简单批评陈氏、姜氏太过理论不符中国实践或许未得要领。李海平认为：宪法的具体化逻辑纵然存在，也应大幅度收缩其边界，仅限其于公共领域。

[6]在法典化问题上，他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深刻而激进的观点：对于单行（不能法典化）的部门法，宪法是假总则（只作授权、无涉内容）。这场由陈景辉引发的论战，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就是彰显了宪法本体间的矛盾，并把这个问题逼上了短兵相接的擂台，使后续任何论者要讨论宪法与部门法关系，就必须从起点开始，对宪法本体论之争作出自己的抉择，否则，就难谓是有效的回答。